廣播紀實文學《梁家河》第三集：“逃離”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句話一落地，全國1700萬青年學生——約1/10的城市人口，就響應號召，離開城市走向農村，開始了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歷程。
青年習近平也成了這支遷移大軍中的一員，起點是首都北京，終點是革命圣地延安。
不過，習近平離開北京更像是一種“逃離”。
1962年起，年幼的習近平由于受父親習仲勛冤案的牽連，遭到歧視，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隨母親住到了中央黨校。習近平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文中寫道： “因我有一股倔勁，不甘受欺負，得罪了造反派……（被）作為‘黑幫’的家屬揪出來了。那時，我15歲都不到。他們說，槍斃夠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沒什么區別，都一百次了還怕什么？”
習近平沒有被關起來。他被抓進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被拉回來，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滿，要排一個月才能進去。習近平報名下鄉插隊。“他們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屬于流放，就讓去了。”習近平后來回憶說。
他選擇了延安，那是父親當年鬧革命的地方。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車站人山人海。有來送行的家人，有維持秩序的警察，有車站的工作人員，空氣中彌漫著悲傷。不滿16歲的習近平登上了開往延安的“知青專列”。火車要開動的時候，車上車下的許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來。
“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那些親屬都說，你怎么還笑啊？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嗎？你們哭什么呢？所以他們就破涕為笑（了）。”后來在接受采訪時，習近平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知青專列”南行河南，再沿隴海線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寫了一個巨大的倒“幾”字，到達了銅川。這是火車能夠抵達的最靠近延安的站點了。那時，延安還不通火車。
在銅川吃過早飯，知青們轉乘前來接他們的卡車，向延安進發。車里的年輕人顯得很興奮，盤山公路上，卡車排起了長龍，揚起滾滾黃塵。
陜北的冬天給連綿的山峁涂上了一層冰冷的灰色，沿途絕少有亮麗的色調。滾滾黃塵提醒人們，這些山峁多么饑渴！顯然，很長時間沒有下過雪了。
一路顛簸，顛簸掉了歡聲笑語。
離延安越來越近了，車廂里知青們再次興奮起來。在他們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長征結束后，革命的中心從南方轉移到北方，中國共產黨人又從延安出發，締造出一個新中國。
但很快，這種興奮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到達延安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滿了土，變成了一個個“土人”。
卡車停在了延安師范學校，那是他們的臨時中轉站。疲憊的知青們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來當床，很快睡去。
幾個知青懷著對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達。延安城很小，他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最高的樓房是新華書店，有兩層。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盞路燈，在寒風中搖晃著，發出“啪啪”的聲音，燈光一閃一閃的。
“原來這就是延安！”
這就是父輩說的延安嗎？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嗎？
在北京時對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現實擊得粉碎，幾個人臉上都寫著失望。
15日，他們再次起程。依然是山道彎彎，依然是塵土飛揚，只不過卡車的長龍變得越來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幾輛。車內開始躁動起來，有知青大聲問司機是不是走錯了路。
習近平一路沒怎么說話。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樣兒，在那里又會遭遇什么。
16日，習近平他們到達延川縣文安驛公社。公社給他們每人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條白色毛巾，然后，他們便像星星一樣散落到文安驛的各個生產隊里。
在他們之后，乘坐同樣的列車，沿著同樣的路線，又有大批知青來到了延安。從1969年到1976年，共有4批約2.8萬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隊。
習近平他們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習近平是這些知青中年齡最小的。時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梁玉明記得，習近平帶了個棕箱，里面裝的都是書。梁玉明說，那天給知青搬行李，村里一個“精明”的后生挑了一個看起來較小的棕箱，結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時候，他隨手掂了掂別人搬的大箱子，才發現遠沒有自己搬的那個箱子沉，他還嘀咕這個北京知青是不是帶了金元寶。到了梁家河，人們才知道，習近平其實帶了兩個箱子，除了那個棕箱，還有一個皮箱，里面也裝滿了書。
白凈，瘦高個兒，這是人們對習近平的最初印象。（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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