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理念、新方法、新設備、新技術不斷采用，探析雄安古今變遷、歷史文脈——

　　科技創新助力雄安考古

2017年10月19日，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工作人員正在容城縣南陽遺址進行考古挖掘。本報資料片

　　把創造“雄安質量”要求貫徹落實到建設發展的各領域各環節，雄安考古人作出不懈努力。作為傳承雄安歷史文脈，先行于新區建設的考古工作，在國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的規劃和指導下，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從宏觀構建、從中觀推進、從微觀入手，努力探索和運用新理念、新方法、新設備、新技術，不斷打造雄安考古中的“雄安質量”。

　　“區域系統+環境考古”，為雄安城市建設提供基礎支撐

　　為了弄清雄安熱土上的文明演進，2019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何歲利抵達白洋淀東南角的鄚州鎮，圍繞那段尚殘存的城墻，展開對鄚州城的調查和勘探。

　　“現存城墻是否鄚州城墻？鄚州城幾度廢棄，是源于戰亂還是自然災害？為何新舊兩個城池相距如此近？最終，我們把目光投向影響古城選址營造的水環境。”何歲利說，這對當下的雄安建設尤為重要。

　　不是立足于某一點的研究，而是以區域為格局，從環境大視野來考量。

　　何歲利曾帶隊歷盡艱辛，勘探了30余萬平方米，進行了500平方米發掘，對鄚州城遺址周邊環境古今變遷進行細致分析，尤其注意觀察河流沖積等可能影響遺址埋藏的地貌信息。“樹立了一個考古調查的標桿。”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魏堅指出，該遺址的調查和勘探推進了白洋淀區域生態環境演變、人與自然互動關系研究等工作，為雄安新區建設提供了極為詳實的基礎資料。

　　三年多來，雄安考古不僅應用了目前國內較流行的區域系統考古調查方法理念，且針對新區深處沖積平原的地理特點以及服務新區建設的目標，在工作中及時創新和調整策略，比如堅持聚落考古理念，核心地帶和邊緣區域并重，系統考察聚落格局及功能分區；注重區分遺址文化堆積的原生或次生屬性及其分布規律等情況。

　　“目前，已完成雄安新區全域范圍內的文物調查，還完成了起步區內50處古遺址古墓葬的考古勘探和試掘，勘探面積213.5萬平方米。”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總領隊毛保中研究員說，在不斷創新調查和勘探方法的指導下，雄安考古調查確定的遺址數量不僅較以往大有增加，且對各遺址內涵、埋藏狀況、本體特征、分布規律、古代環境的認識更加清晰明確，為今后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提供了翔實信息。

　　“數字化平臺+先進設備”，為雄安考古引入尖端科技

　　容城縣小里鎮東小里村一處民宅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雷建紅趴在電腦前，指導年輕考古隊員們操作數字化綜合信息管理平臺。“這是為雄安新區文物考古所搭建的平臺，現在片刻都離不開。”雷建紅說。

　　村外不遠處是東小里-白龍西南墓地群。2018年10月至12月，雷建紅帶隊對該墓地進行考古勘探，發現123處墓葬。2019年，他又帶隊勘探了20萬平方米，發現各類遺跡244處，包含磚室墓、灰坑、灰溝、窯、井、不明遺跡……

　　這是浩大繁瑣的工作量，然而新平臺配合新科技的運用，讓雄安考古變得極為高效。勘探和發掘中，隊員們手持終端，一旦有所發現，及時拍照、登記資料、坐標定位、文字記錄……“當場將原始信息上傳至平臺，相當于同步建起數據庫，可隨時調出資料來整理，還能遠程登錄，對后續研究工作而言影響深遠。”雷建紅說。

　　自雄安考古開展以來，就非常注重數字化采集。聯合考古隊不僅制定流程方法、記錄規范等，設定數字化理論布孔圖，統一編號、實地探查，還采用航拍、三維建模等手段，將地層堆積、遺跡等信息即時數字化，做到一定范圍內數據共享。

　　如果說數字化平臺是在宏觀上建起“兵器總譜”，那么激光雷達無人機、三維定位測量儀器等“六脈神劍”般的現代技術，則直接把羅盤、皮尺等老物件送進了博物館。

　　2017年5月28日，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成立，當古老的洛陽鏟在南陽遺址打下第一鏟時，一架架裝載激光雷達測繪系統的無人機，就一飛沖天，翱翔于遺址上空。南陽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張曉崢說：“鷹眼般的大視角，讓海量數據瞬間獲得，所生成的地圖上，屋舍、街巷、河流、田地的形狀位置大小等一目了然。”記者了解到，正是利用這種先進技術設備，聯合考古隊短短數天就完成了雄安新區起步區的測繪。

　　而三維定位測量儀器“RTK”，則讓地面信息采集精確到厘米級。“高效準確，推動了考古工地‘無紙化’。”曾在上世紀70年代參與發掘戰國中山王墓的老技師康三林，是最早來到南陽遺址的考古工人。他告訴記者，以前手動布置三四天的探方，如今利用這臺儀器1小時就完成，通過實景三維建模軟件，半個小時就生成3D實景影像圖。

　　飛天遁地，科技領航。三年多來，聯合考古隊充分利用先進設備和技術，目前數字化信息采集已實現新區全覆蓋，為進一步完善河北考古學文化的譜系編年和時空框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為延續新區歷史文脈、服務新區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

　　“針尖繡花+質量意識”，打造精細化考古樣板

　　4月的廣州，春暖花開。盡管此刻已是暨南大學教師，郭明建卻總會想起廣袤的雄安田野。作為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二組組長，郭明建在過去3年里全程參與了雄安考古的調查、勘探、發掘和資料整理，對考古中的“雄安質量”深有體會。

　　“我的理解，雄安考古中的‘雄安質量’，一方面體現在考古信息系統等先進設備和技術的應用，以及環境考古、遙感考古等學科交叉研究課題的實施，另一方面更體現在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中的極為具體的方法創新和工作細化。”郭明建說。

　　其中，不得不提到以最小堆積為基礎單位的考古發掘方法。“以研究人體打個比方，以前是以四肢五官等為最基礎研究單位，如今是以組織或細胞為最基礎研究單位，獨立進行測繪、影像等操作，自然了解得更精微清楚。”郭明建說，這一方法便于隨時糾誤，能更有效復原堆積形成過程，往往對整個遺跡性質和堆積形成帶來全新認識。

　　類似這樣的精細化操作，必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在雄安考古中。

　　“比如南陽遺址發掘中，我們既注重引入‘大南陽’概念涵蓋整體，同時也特別注意對具體堆積的精細化發掘和整理，透物見人，針尖繡花，讓文物自己鮮活起來。”張曉崢說，精細化的發掘和資料整理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更客觀精準的材料，不僅是我國田野考古技術和理念不斷進步的結果，更充分反映了考古人對“雄安質量”的孜孜追求。（記者 龔正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