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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革命先驅李大釗就義紀念日。
94年前的這一天,李大釗為了他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慷慨赴死,在中國革命史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耀千秋的一筆。
94年后,一封被珍藏了一個多世紀的署名“大釗”的信在石家莊出現。
這封信的持有者和李大釗有什么關系?信的背后又藏著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87歲的寧瑞娟和兒子張光寧正在向記者介紹李大釗親筆信。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 攝
一封信四代人珍藏
“紹先吾兄,先生大鑒,前趨謁,未遇為悵。葆華、星華在邑讀書,請多照拂,謝謝!敝村設立華嚴女學一所,希望輔臣先生多撥點補助費。
今雖專函商榷此事,但恐籌撥之數較少,不足以供用,仍望吾兄晤輔臣時代達弟意,以免別生障害也。弟擬于十六日返都,以后有所賜教,希即遞函都中。至禱此叩。”
4月23日,河北師范大學職工宿舍北院,87歲的寧瑞娟老人小心翼翼地撥開一層保護綿紙,一封毛筆書信呈現在記者面前。這是一封豎行格式書寫的舊書信,三張泛黃的信紙上有幾處水漬,字跡卻依然灑脫、清晰。
信件全文100余字,言簡意賅,落款為“弟 大釗”。
“這封信,是當年李大釗先生寫給我祖父寧紹先的親筆信。從我祖父到我兒子這代,我們家四代人已經將其珍藏了100年。”寧瑞娟說。
“根據推斷,信件應該寫于1920年春天。”寧瑞娟介紹,“當時,李大釗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活動。偶回樂亭老家,卻沒見到祖父,于是便留下此信,托其對自己的子女多加關照。信中提到的葆華、星華,就是李大釗當時在樂亭縣城讀書的兒子和女兒。”
此外,信中提到李大釗在樂亭創辦的女子學校“華嚴女學”,并請寧紹先轉告“輔臣先生”,請其平日對學校多些關照和資助。
從信件內容不難看出,李大釗和收信人寧紹先應該十分熟絡。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當時已經是北京大學教授的李大釗,和寧紹先究竟是什么關系呢?
“祖父寧紹先是土生土長的樂亭人。他出身書香世家,知識淵博、思想開明,還懂醫術。祖父的老宅在縣城北街王家胡同,距李大釗的出生地大黑坨村大概十幾公里。”寧瑞娟說,“祖父比李大釗年長幾歲,有人說他們是永平府中學的同學,但祖父并未提過此事,所以這個說法今天已經很難證實或者證偽。”
寧瑞娟推測,也有可能,身為同鄉的兩人只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相遇相識。“祖父贊成大釗先生的共產主義主張,大釗先生欣賞祖父知識淵博、思想開明,于是互相建立信任,并成為摯友。”
“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收藏這樣的信件風險很大。但作為他的摯友,祖父敬仰李大釗的風范氣節,還是將來信精心珍藏。”寧瑞娟回憶,“祖父一直把信放在臥室炕頭的立柜里,一放就是幾十年。直到上世紀60年代祖父去世,信才原封不動地傳到了我父親手里。”
1976年,唐山發生大地震,寧家在樂亭的老宅在地震中全部倒塌。即便如此,寧家人還是將信件從廢墟中刨了出來。
耄耋之年的寧瑞娟至今仍清楚記得,地震第二年,父親從祖宅被毀的樂亭老家來石家莊投奔自己時,“身上幾乎什么都沒帶,卻帶著這封信。”
返回老家之前,父親將信件交給寧瑞娟,并囑咐她精心保管。
“前些年,母親一直把信放在書柜里保存。后來,母親年紀越來越大,就把信交給了我。為了防止信件破損,我特意用綿紙做了外層保護,平時能不動它盡量不動,以減少破損的可能。”寧瑞娟的兒子張光寧說。
到今天,這封經歷過洪水、地震等多次天災的書信,已被寧家四代珍藏百年。
李大釗寫給寧紹先的親筆信第一頁。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 攝
為研究李大釗提供更多細節
“來信已閱悉,女教習已聘妥。翟女士年薪二百五十元,望大家設法籌款,不日起程,(一去)川資二十元由我捐出,知會會上諸公,趕快為女教習備一小院,(我看南學最好)以便教習攜她的丈夫同來,此事最方便,初辦女學,難得如此,如何?趕快來信。釗。”
樂亭縣李大釗紀念館展廳內,另一封李大釗親筆信安靜地躺在玻璃展柜內。
“這封信件寫于1920年,內容是有關李大釗為籌辦樂亭縣大黑坨村女子學校,聘請一位姓翟的女教師的事。李大釗在信中說,自己已為該教師準備了20元盤纏,其幾天后就可動身去大黑坨村任教,并囑托家鄉親友盡力為外來教師及家人提供好食宿安排。”李大釗紀念館副館長于海英介紹。
這封信,如今已經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從信件內容和寫信時間看,該信件與寧瑞娟手中的信有一定的聯系。事實上,這兩封信的收信人,都是寧紹先。記者了解,有關方面正跟寧瑞娟一家接洽信件確認等事宜。
藏于李大釗紀念館的這封親筆信,捐獻者是寧紹先的孫子、寧瑞娟的弟弟寧大明。
“1977年父親從樂亭來石家莊時,帶了兩封李大釗親筆信,一封交給了我,一封交給了我弟弟。從時間來看,這兩封信相隔時間不長,因此信中內容多有相似之處。我覺得,這兩封書信應該算是姊妹篇吧。”寧瑞娟說。
在李大釗的研究者看來,這兩封字數不多的書信背后,體現的是李大釗除“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這個廣為人知的身份之外,對婦女解放運動和女子教育等問題的關心和關注。
“李大釗率先在中國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并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社會問題,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常務理事朱文通說,“中國婦女解放問題是李大釗關注重點之一。在反對女子纏足舊習俗、倡導男女平等與加強對女子的現代教育方面,李大釗既有相關思想闡述,又有實踐活動。”
1919年寒假,已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的李大釗回到家鄉樂亭縣,發現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禁錮下,很多女孩子沒有讀過書。為了給女孩們提供就學機會,他邀附近的開明鄉紳及熱心公益人士,共商在家鄉開辦女校一事。
有關專家分析,當時,李大釗舉薦寧紹先為學校男教師,回到北京后又多方奔走,聘請到了翟女士前往大黑坨村任女教習。這兩封信,或是在此期間轉給寧紹先的。
“這兩封緊密相連的信件,讓李大釗興辦女學一事躍然紙上,見證了李大釗為創辦女學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朱文通說。
歷經種種困難和考驗,1920年初,李大釗終于在家鄉華嚴寺原址建起了學堂。
“學堂的革新表現在招生時招女孩子上學,即細分出華嚴女校。上學的女孩子都得放腳,不準裹小腳。”華嚴女校招收的首批女學生谷月輝曾這樣回憶。
“學校造人才為改造社會,讀書為做事不是為做官。”開學當天,李大釗還親自為學校寫了一副對聯,貼在學校大門左右。
“因為李大釗同志英勇就義的時間較早,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留下來的研究資料比較少,有關李大釗的回憶往往缺乏有力的證明材料。可以說,這兩封親筆信為后人研究李大釗提供了更多細節,也是對其熱愛家鄉、關心教育等說法的最好佐證。”朱文通說。
李大釗寫給寧紹先的親筆信第二頁。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 攝
大釗精神代代相傳
“在我父親的講述和我的記憶里,除這兩封外,沒有發現其他李大釗書信。”寧瑞娟說。
寧瑞娟告訴記者,大約在1920年以后,寧紹先經李大釗介紹,從樂亭前往北京大學工作。“兩人在一起工作后,可以經常見面,自然也就不需要過多書信往來了。”
1927年4月初,李大釗被捕。此后,寧紹先曾積極發動北京樂亭同鄉會參與營救,但未能成功。
20多天后的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
對于李大釗的犧牲,寧紹先和當時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無不感到痛惜、悲憤。但對李大釗本人來說,為革命“壯烈的犧牲”,是他在傳播共產主義精神之初就有的認識和覺悟。
李大釗生前曾以《犧牲》為題寫文,文中直抒胸臆道:“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從那時起,李大釗思想里已經形成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為信仰和事業獻身才算死得其所。”專家分析。
李大釗的革命精神和犧牲精神感染了無數人,包括摯友寧紹先和他的后人。
李大釗犧牲后,寧紹先辭職離開北京,返回樂亭家鄉。回鄉后,他和家人在樂亭縣城北街經營書局,繼續傳播共產主義革命思想。
“上世紀30年代,我的叔父寧作民也參加了革命,并成為樂亭縣地下黨縣委委員。另外,我的姨父也是地下黨。在這種情況下,我家在王家胡同的老宅和經營的書局,就成為樂亭地下黨組織的秘密聯絡點。”寧瑞娟說。
一次,反動派到寧家抓捕寧作民,卻撲了個空,惱羞成怒之下,他們把寧瑞娟的伯父寧澤民抓走了。后來,經樂亭社會工商界多方聯系,才將其營救出來。寧瑞娟回憶,因為家里有人參與革命的緣故,寧家曾數次遭到反動派搜查。
1941年,寧作民犧牲在抗日戰場。犧牲時,他唯一的女兒只有六七個月大。
受家庭影響,寧瑞娟的堂兄寧藝一(原名寧大生)也于16歲參加革命。上世紀40年代,寧藝一跟隨地下黨組織奔赴湖北,直到1950年才通過書信與家人取得聯系。當時,他在部隊已是中尉。
“由于當時年紀較小,我的母親和舅舅未能參加革命,但他們后來也憑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張光寧說。 (河北日報記者 王思達)
相關
李大釗就義前后
94年前的今天,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被奉系軍閥秘密殺害。
此時,距離李大釗被捕入獄,僅過去了22天。
事實上,在李大釗被捕入獄后,京津各報社和北京各界社會進步人士,都為李大釗呼吁。河北樂亭同鄉300多人則聯名上書陳情,請求軍方保全李大釗的性命。
但最終,這些營救都未能成功。
由于行刑過程是在看守所秘密進行,許多細節今天已無法考證。只有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報》披露了李大釗遇難的詳細過程:“前日方傳軍法會審尚未正式開庭,而昨日下午黨人20名已被絞殺決矣……聞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時僅能執行兩人,而每人約費時18分始絕命,計自2時至5時,20人始處刑完畢。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如今,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李大釗臨終前的模樣,有就義前為其拍攝的照片為證。照片上的李大釗身著布棉袍,淡定從容。
趙紉蘭母子在李大釗被害當天獲釋,第二天才知噩耗。報紙上說,“李大釗身后事凄涼,李妻聞耗悲痛而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五人環榻哀號,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犧牲之后,李大釗的靈柩在宣武區妙光閣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蔣夢麟、章士釗、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發起為李大釗舉行公葬。
隊伍從浙寺出發,沿宣武門、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前進。在西單路口,隊伍突然停下來,有人拿出一面早已準備好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蓋在李大釗的棺木上。
眾人護送靈柩到了萬安公墓,公墓看墳人跑過來說:“今天一大早,有一輛騾車拉來了一塊石碑,說是給李先生墳前立的。”大家圍上來一看,石碑的頂端刻著一顆紅色的五角星,內刻鐮刀斧頭,碑文是“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之墓”。
大家商量再三,覺得在當時的情形下不便將這樣的墓碑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
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在萬安公墓內建立李大釗烈士陵園。移靈安葬時,人們想起那塊墓碑,一挖果然挖到。如今,這塊墓碑就保存在陵園的紀念館里。
整理/河北日報記者 王思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