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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革命先驅李大釗就義紀念日。

　　94年前的這一天，李大釗為了他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慷慨赴死，在中國革命史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耀千秋的一筆。

　　94年后，一封被珍藏了一個多世紀的署名“大釗”的信在石家莊出現。

　　這封信的持有者和李大釗有什么關系？信的背后又藏著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87歲的寧瑞娟和兒子張光寧正在向記者介紹李大釗親筆信。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 攝

　　一封信四代人珍藏

　　“紹先吾兄，先生大鑒，前趨謁，未遇為悵。葆華、星華在邑讀書，請多照拂，謝謝！敝村設立華嚴女學一所，希望輔臣先生多撥點補助費。

　　今雖專函商榷此事，但恐籌撥之數較少，不足以供用，仍望吾兄晤輔臣時代達弟意，以免別生障害也。弟擬于十六日返都，以后有所賜教，希即遞函都中。至禱此叩。”

　　4月23日，河北師范大學職工宿舍北院，87歲的寧瑞娟老人小心翼翼地撥開一層保護綿紙，一封毛筆書信呈現在記者面前。這是一封豎行格式書寫的舊書信，三張泛黃的信紙上有幾處水漬，字跡卻依然灑脫、清晰。

　　信件全文100余字，言簡意賅，落款為“弟 大釗”。

　　“這封信，是當年李大釗先生寫給我祖父寧紹先的親筆信。從我祖父到我兒子這代，我們家四代人已經將其珍藏了100年。”寧瑞娟說。

　　“根據推斷，信件應該寫于1920年春天。”寧瑞娟介紹，“當時，李大釗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活動。偶回樂亭老家，卻沒見到祖父，于是便留下此信，托其對自己的子女多加關照。信中提到的葆華、星華，就是李大釗當時在樂亭縣城讀書的兒子和女兒。”

　　此外，信中提到李大釗在樂亭創辦的女子學校“華嚴女學”，并請寧紹先轉告“輔臣先生”，請其平日對學校多些關照和資助。

　　從信件內容不難看出，李大釗和收信人寧紹先應該十分熟絡。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當時已經是北京大學教授的李大釗，和寧紹先究竟是什么關系呢？

　　“祖父寧紹先是土生土長的樂亭人。他出身書香世家，知識淵博、思想開明，還懂醫術。祖父的老宅在縣城北街王家胡同，距李大釗的出生地大黑坨村大概十幾公里。”寧瑞娟說，“祖父比李大釗年長幾歲，有人說他們是永平府中學的同學，但祖父并未提過此事，所以這個說法今天已經很難證實或者證偽。”

　　寧瑞娟推測，也有可能，身為同鄉的兩人只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相遇相識。“祖父贊成大釗先生的共產主義主張，大釗先生欣賞祖父知識淵博、思想開明，于是互相建立信任，并成為摯友。”

　　“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收藏這樣的信件風險很大。但作為他的摯友，祖父敬仰李大釗的風范氣節，還是將來信精心珍藏。”寧瑞娟回憶，“祖父一直把信放在臥室炕頭的立柜里，一放就是幾十年。直到上世紀60年代祖父去世，信才原封不動地傳到了我父親手里。”

　　1976年，唐山發生大地震，寧家在樂亭的老宅在地震中全部倒塌。即便如此，寧家人還是將信件從廢墟中刨了出來。

　　耄耋之年的寧瑞娟至今仍清楚記得，地震第二年，父親從祖宅被毀的樂亭老家來石家莊投奔自己時，“身上幾乎什么都沒帶，卻帶著這封信。”

　　返回老家之前，父親將信件交給寧瑞娟，并囑咐她精心保管。

　　“前些年，母親一直把信放在書柜里保存。后來，母親年紀越來越大，就把信交給了我。為了防止信件破損，我特意用綿紙做了外層保護，平時能不動它盡量不動，以減少破損的可能。”寧瑞娟的兒子張光寧說。

　　到今天，這封經歷過洪水、地震等多次天災的書信，已被寧家四代珍藏百年。

李大釗寫給寧紹先的親筆信第一頁。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 攝

　　為研究李大釗提供更多細節

　　“來信已閱悉，女教習已聘妥。翟女士年薪二百五十元，望大家設法籌款，不日起程，（一去）川資二十元由我捐出，知會會上諸公，趕快為女教習備一小院，（我看南學最好）以便教習攜她的丈夫同來，此事最方便，初辦女學，難得如此，如何？趕快來信。釗。”

　　樂亭縣李大釗紀念館展廳內，另一封李大釗親筆信安靜地躺在玻璃展柜內。

　　“這封信件寫于1920年，內容是有關李大釗為籌辦樂亭縣大黑坨村女子學校，聘請一位姓翟的女教師的事。李大釗在信中說，自己已為該教師準備了20元盤纏，其幾天后就可動身去大黑坨村任教，并囑托家鄉親友盡力為外來教師及家人提供好食宿安排。”李大釗紀念館副館長于海英介紹。

　　這封信，如今已經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從信件內容和寫信時間看，該信件與寧瑞娟手中的信有一定的聯系。事實上，這兩封信的收信人，都是寧紹先。記者了解，有關方面正跟寧瑞娟一家接洽信件確認等事宜。

　　藏于李大釗紀念館的這封親筆信，捐獻者是寧紹先的孫子、寧瑞娟的弟弟寧大明。

　　“1977年父親從樂亭來石家莊時，帶了兩封李大釗親筆信，一封交給了我，一封交給了我弟弟。從時間來看，這兩封信相隔時間不長，因此信中內容多有相似之處。我覺得，這兩封書信應該算是姊妹篇吧。”寧瑞娟說。

　　在李大釗的研究者看來，這兩封字數不多的書信背后，體現的是李大釗除“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這個廣為人知的身份之外，對婦女解放運動和女子教育等問題的關心和關注。

　　“李大釗率先在中國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并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社會問題，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常務理事朱文通說，“中國婦女解放問題是李大釗關注重點之一。在反對女子纏足舊習俗、倡導男女平等與加強對女子的現代教育方面，李大釗既有相關思想闡述，又有實踐活動。”

　　1919年寒假，已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的李大釗回到家鄉樂亭縣，發現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禁錮下，很多女孩子沒有讀過書。為了給女孩們提供就學機會，他邀附近的開明鄉紳及熱心公益人士，共商在家鄉開辦女校一事。

　　有關專家分析，當時，李大釗舉薦寧紹先為學校男教師，回到北京后又多方奔走，聘請到了翟女士前往大黑坨村任女教習。這兩封信，或是在此期間轉給寧紹先的。

　　“這兩封緊密相連的信件，讓李大釗興辦女學一事躍然紙上，見證了李大釗為創辦女學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朱文通說。

　　歷經種種困難和考驗，1920年初，李大釗終于在家鄉華嚴寺原址建起了學堂。

　　“學堂的革新表現在招生時招女孩子上學，即細分出華嚴女校。上學的女孩子都得放腳，不準裹小腳。”華嚴女校招收的首批女學生谷月輝曾這樣回憶。

　　“學校造人才為改造社會，讀書為做事不是為做官。”開學當天，李大釗還親自為學校寫了一副對聯，貼在學校大門左右。

　　“因為李大釗同志英勇就義的時間較早，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留下來的研究資料比較少，有關李大釗的回憶往往缺乏有力的證明材料。可以說，這兩封親筆信為后人研究李大釗提供了更多細節，也是對其熱愛家鄉、關心教育等說法的最好佐證。”朱文通說。

李大釗寫給寧紹先的親筆信第二頁。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 攝

　　大釗精神代代相傳

　　“在我父親的講述和我的記憶里，除這兩封外，沒有發現其他李大釗書信。”寧瑞娟說。

　　寧瑞娟告訴記者，大約在1920年以后，寧紹先經李大釗介紹，從樂亭前往北京大學工作。“兩人在一起工作后，可以經常見面，自然也就不需要過多書信往來了。”

　　1927年4月初，李大釗被捕。此后，寧紹先曾積極發動北京樂亭同鄉會參與營救，但未能成功。

　　20多天后的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

　　對于李大釗的犧牲，寧紹先和當時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無不感到痛惜、悲憤。但對李大釗本人來說，為革命“壯烈的犧牲”，是他在傳播共產主義精神之初就有的認識和覺悟。

　　李大釗生前曾以《犧牲》為題寫文，文中直抒胸臆道：“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從那時起，李大釗思想里已經形成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為信仰和事業獻身才算死得其所。”專家分析。

　　李大釗的革命精神和犧牲精神感染了無數人，包括摯友寧紹先和他的后人。

　　李大釗犧牲后，寧紹先辭職離開北京，返回樂亭家鄉。回鄉后，他和家人在樂亭縣城北街經營書局，繼續傳播共產主義革命思想。

　　“上世紀30年代，我的叔父寧作民也參加了革命，并成為樂亭縣地下黨縣委委員。另外，我的姨父也是地下黨。在這種情況下，我家在王家胡同的老宅和經營的書局，就成為樂亭地下黨組織的秘密聯絡點。”寧瑞娟說。

　　一次，反動派到寧家抓捕寧作民，卻撲了個空，惱羞成怒之下，他們把寧瑞娟的伯父寧澤民抓走了。后來，經樂亭社會工商界多方聯系，才將其營救出來。寧瑞娟回憶，因為家里有人參與革命的緣故，寧家曾數次遭到反動派搜查。

　　1941年，寧作民犧牲在抗日戰場。犧牲時，他唯一的女兒只有六七個月大。

　　受家庭影響，寧瑞娟的堂兄寧藝一（原名寧大生）也于16歲參加革命。上世紀40年代，寧藝一跟隨地下黨組織奔赴湖北，直到1950年才通過書信與家人取得聯系。當時，他在部隊已是中尉。

　　“由于當時年紀較小，我的母親和舅舅未能參加革命，但他們后來也憑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張光寧說。 （河北日報記者 王思達）

　　相關

　　李大釗就義前后

　　94年前的今天，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被奉系軍閥秘密殺害。

　　此時，距離李大釗被捕入獄，僅過去了22天。

　　事實上，在李大釗被捕入獄后，京津各報社和北京各界社會進步人士，都為李大釗呼吁。河北樂亭同鄉300多人則聯名上書陳情，請求軍方保全李大釗的性命。

　　但最終，這些營救都未能成功。

　　由于行刑過程是在看守所秘密進行，許多細節今天已無法考證。只有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報》披露了李大釗遇難的詳細過程：“前日方傳軍法會審尚未正式開庭，而昨日下午黨人20名已被絞殺決矣……聞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時僅能執行兩人，而每人約費時18分始絕命，計自2時至5時，20人始處刑完畢。首登絞刑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如今，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李大釗臨終前的模樣，有就義前為其拍攝的照片為證。照片上的李大釗身著布棉袍，淡定從容。

　　趙紉蘭母子在李大釗被害當天獲釋，第二天才知噩耗。報紙上說，“李大釗身后事凄涼，李妻聞耗悲痛而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五人環榻哀號，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犧牲之后，李大釗的靈柩在宣武區妙光閣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蔣夢麟、章士釗、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發起為李大釗舉行公葬。

　　隊伍從浙寺出發，沿宣武門、東四牌樓、西四牌樓前進。在西單路口，隊伍突然停下來，有人拿出一面早已準備好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蓋在李大釗的棺木上。

　　眾人護送靈柩到了萬安公墓，公墓看墳人跑過來說：“今天一大早，有一輛騾車拉來了一塊石碑，說是給李先生墳前立的。”大家圍上來一看，石碑的頂端刻著一顆紅色的五角星，內刻鐮刀斧頭，碑文是“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之墓”。

　　大家商量再三，覺得在當時的情形下不便將這樣的墓碑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

　　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在萬安公墓內建立李大釗烈士陵園。移靈安葬時，人們想起那塊墓碑，一挖果然挖到。如今，這塊墓碑就保存在陵園的紀念館里。

　　整理/河北日報記者 王思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