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攝制：河北日報記者湯潤清、王育民 通訊員郭寶強
“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1949年4月，黨中央一聲號令，百萬雄師過大江。
冒著尚未散盡的硝煙，大批北方干部隨軍南下，進入新解放區，剿匪反霸、籌糧支前、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發展生產，為解放戰爭全面勝利作出巨大貢獻。其中，3000名冀東入湘干部成為一支重要力量。
湘江北去，歲月如歌。當年意氣風發的青春少年，如今已是華發滿頭的耄耋老人。
攤開歷史的掌心，輕撫每一個細小的紋路。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在老人們的講述中，如同一幅壯美的畫卷在我們眼前徐徐展開。
在冀東南下干部路福貴家中，老人展示一張1949年5月21日出版的《冀東日報》。 河北日報記者王育民 攝
南下！南下！將革命進行到底
88歲的路福貴老人原籍唐山市豐潤區，現居天津。20多年前他卸任湖南省環保局副局長職務離休，幾年后回到北方同子女一起生活。
近日，見到家鄉記者，老人十分激動，顫抖著雙手拿出一張已被塑封的舊報紙。
這是1949年5月21日出版的《冀東日報》，報紙二版右下角，是《冀東南下工作隊第一批錄取隊員177名名單》，路福貴的名字赫然在列。
報紙泛黃，記憶猶新。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主席發表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號召全國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作最后的斗爭。”路福貴說。
當時，解放戰爭正迅速向南推進，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任務和戰略決策，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為即將解放的南方地區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儲備。按照統一部署，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天津和東北地區的各級黨組織緊急動員地方干部隨軍南下，準備進入新解放區開展工作。
“那時我正在河北省立唐山中學念高一，得知這個消息第一個報了名。”路福貴頗有幾分自豪地告訴記者。
根據中央指示，冀東區黨委作出從區黨委機關到地、縣、區的干部一半留原地、一半下江南的決定，再加上冀東建國學院學員和新招收的青年學生，共抽調3410人，組成了冀東南下干部總隊（后分赴湖南和廣西）。
1949年5月25日，冀東南下工作總隊自唐山市開平鎮集結出發。路福貴記得，當天，在全城7000多名各界群眾的熱烈歡送下，他和戰友們一路高唱革命歌曲，踏上了南下征程。
從河北唐山到湖南邵陽，路福貴所在的南下干部隊伍累計行程2500余公里，歷時135天。一路上，解放軍在前沖鋒陷陣，南下干部緊跟其后。
“那一路，天上有敵機騷擾，地下有匪特黑槍，加之當地空氣潮濕、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在路福貴記憶中，南下之路備嘗艱辛。
“解放軍進軍兩廣、云貴、川藏，邵陽都是重要通道。”路福貴記得，1949年秋冬，共有20余萬大軍在邵陽過境和休整。為了供應糧草，南下干部們共同努力，在兩個半月內，共籌糧982萬公斤，保證了20萬大軍的供給。
“當時，三湘大地雖然已是解放區，但鄉鎮卻仍是偽鄉長、保長、甲長專橫跋扈的天下，征糧難度可想而知。”路福貴至今清楚地記得，他的好友崔葆成（河北豐潤人）南下后在隆回縣擔任支前干事，為完成征糧任務，自告奮勇深入到匪首盤踞的灘頭鄉開展征糧工作，于1949年10月24日被匪徒殺害。好友閻振遠（河北灤縣人）南下在武岡縣二區政府工作，他率隊深入到寥清鄉剿匪征糧時被100多名匪徒包圍，為掩護群眾，身中20余刀……
“他們用黎明般年紀的鮮血，染紅了江南大地的黎明；他們聽到了新中國成立的禮炮聲，卻還沒看到天安門上太陽升……”回憶這些片斷，路福貴老人又一次淚沾衣襟。
在湖南省長沙市，年近90歲朱靜軒展示一支“金色帽”鋼筆。這支鋼筆是他南下到湖南獲得的第一份榮譽。河北日報記者王育民 攝
建功立業，愿把他鄉作故鄉
在湖南省新物產集團一間老舊簡樸的辦公室里，記者見到冀東南下干部，原湖南省物資廳黨組書記、廳長朱靜軒。
“少年跟黨走天下，槍林彈雨經考驗。走北闖南不畏艱，馳騁江山七十載……”朱老吟誦起自己寫的一首詩，他說，這是自己大半生南下革命生涯的寫照。
雖然已是90歲高齡，朱靜軒老人坐姿挺拔，身上半舊的中山裝平整筆挺，上衣口袋里別著一支“金色帽”鋼筆。
“這是我南下湖南獲得的第一份榮譽。”從胸前小心翼翼摘下鋼筆，朱靜軒告訴記者，這是1951年自己被評為零陵地區特等模范工作者獲得的獎品。
1950年7月，朱靜軒所在的零陵專區祁陽縣文明鋪區久旱未雨，禾苗大片枯萎。
“當地群眾受封建迷信思想影響，不組織車水抗旱，而是抬菩薩、耍龍燈求雨。”朱靜軒回憶，當時有干部工作方法簡單，推倒了菩薩，“這下可壞了事，反動分子借機造謠生事、煽動數百名群眾企圖制造暴亂。”
“硬碰硬不行，得以理服人。”時任文明鋪區委書記的朱靜軒冷靜決策，耐心勸導，終于分化瓦解了暴亂隊伍。
“有什么訣竅？那就是講道理，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百遍。”朱靜軒說，最后，南下干部們個個都在群眾工作中練就了磨破嘴皮操碎心的基本功。
原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省建設委員會主任、省建設廳廳長，94歲的王潤民同朱靜軒是“老伙計”，對當年南下工作的艱辛同樣深有體會。
“一百來人的干部要管理十幾萬人的新解放區，暗處還有幾千土匪作祟，不容易！”王潤民說，對于南下干部而言，南下初期最大任務就是有效接管國民黨的基層政權，并把它改造過來，成為新中國的可靠根基。
接管政權靠什么？“靠好的政策贏得民心，靠贏得民心贏得勝利。”王潤民說，那時候，只有和人民群眾在一起，才是最安心、最安全的。“我們總能第一時間接到群眾密報，得知土匪身份和行蹤。”王潤民笑言，原本是我們南下干部在明處，土匪在暗處，有了群眾的支持，那些原本在暗處的土匪都“擺在了明面上”。
正因如此，那時的南下干部也最愿意到基層一線去、到群眾中去。王潤民回憶，有一位唐山青年干部，組織安排他在地委機關工作，他不同意，要到隆回縣；縣委又安排在縣委機關工作，他還是不同意，直到最后安排去區里當青年干部才滿意。
從初期的接管建政、剿匪安民、征糧支前、減租反霸，到后來的建糧倉、修水庫、辦工廠、挖煤礦，南下干部不僅為贏得解放戰爭全面勝利作出巨大貢獻，也為解放初期湖南省恢復國民經濟、順利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發揮了重要作用。
資料顯示，1953年國家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以后，大批冀東南下干部服從國家需要，轉戰工業戰線，刻苦鉆研新業務，白手起家辦工業，艱苦奮斗建工廠，很快成為工業領域的行家里手。
在湖南省長沙市，94歲的王潤民一邊翻閱回憶錄，一邊講述從冀東南下至湖南的艱苦歷程。河北日報記者王育民 攝
初心如磐，南下精神永放光芒
“上世紀70年代，我有了第二次南下經歷。”拿出一張赴廣東“取經”時的照片，朱靜軒自豪地稱自己為“雙南下干部”——第一次南下為解放，第二次南下為開放。
朱靜軒解釋說，當時，湖南的煤炭和禽畜大批量供應廣東，但僅為“內部消化”。“要是通過深圳讓這些物資出口，豈不更好？”時任郴州地委副書記、常務副專員的朱靜軒立即行動，通過層層請示批準，于1980年在深圳設立了辦事處，不僅推動物資出口，也開始為湖南引進外部投資。
如今，年過九旬的朱老離休不離崗，目前仍擔任著省老科協會長，為第二故鄉湖南奉獻余熱。
在朱靜軒的辦公室里，最醒目的是墻上一幅圖文并茂的展板，上寫“發展特色紅薯大有可為”。朱靜軒告訴記者，這是前幾年自己同老科協的同事們一起搞的科技扶貧項目，如今，這些引進的高產、高淀粉特色紅薯新品種已推廣至全國17個省市。
“1996年離休后，我被湖南省委聘為黨史聯絡員，從那時起就開始寫回憶錄。”路福貴認為，積極留存寶貴的南下歷史資料是對南下精神最好的傳承。
多年來，這位老人先是手寫筆錄，后來又熟練掌握了電腦打字，相繼以回憶錄、博客、詩歌等形式，寫出并發表了100余萬字有關南下內容的黨史作品。2013年起，路福貴老人致力于尋找無名烈士、告慰犧牲者英魂，歷時三年已經為100多名無名烈士找到了“家”。
“去年5月，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把我拉進了‘河北省南下干部歷史資料征集群’，我終于真正回到老家啦！”路老操著濃濃的唐山口音興奮地告訴記者，語氣中滿是對故鄉的掛念。 （河北日報記者王育民）
